醫療糾紛是我們社會的夢魘，披麻戴孝的家屬聚眾圍院，抬棺拉白布條，灑冥紙丟雞蛋，聲淚俱下，嚴厲控訴，甚至激發肢體衝突。這一幕的一幕，三不五時一再地重演，這是全體台灣民眾們揮之不去的陰影。固然人命關天，但我們真的得重複地付出這種社會代價嗎？新聞一再出現醫師被判刑、高額賠償，這能不讓台灣的醫師觸目驚心嗎？任誰也無法想像台灣居然是全世界醫師犯罪率最高的國家，這代表台灣甚麼樣的文化（文明、野蠻？）呢？我們現今的社會有一個特殊的思路邏輯，就是人生病了，就上醫院看病，接受了醫師的治療，於是病就會好了。大家都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世上沒有醫不好的病，也沒有醫了還會死的病人。如果醫療過程有任何的差池，病沒好或更嚴重，甚至人死亡了，那就一定是醫療疏失，不然就是醫師事先沒說清楚，醫院或醫師一定要負責且賠償，如果真的無醫療疏失，那就要無過失賠償，患者永遠被認為是弱勢的一方，就可以要求被認為是強勢的醫院或醫師負責到底，賠償到底。最近有一個台中頭部外傷患者開刀後變成植物人的判案被報章雜誌廣為報導，法官認定醫師因沒放顱內壓監視器，判決醫院和醫師需賠償三千多萬元。此判例引起國內醫界一片譁然，醫師公會，神經外科學會均發表聲明，質疑判決的公平性與合理性，認為此例一開將會使國內醫師採取防禦性或消極性醫療，因而增加醫療支出或降低醫療品質，甚至恐怕沒有醫師願再為危急患者治療。
這些醫療糾紛或爭議由來已久，可是從來沒有被徹底的檢視過。由於事涉政治敏感，大家習於做駝鳥，得過且過，衝突也一再地重現。但是問題如果不徹徹底底地解決，衝突必然愈演愈烈，社會付出的代價也就愈來愈高。其實，大家都知道醫療行為是一個高度不確定性及高風險的過程，尤其是疾病嚴重危及生命的時候。例如，手術如同作戰，事前詳細的檢查就像沙盤推演，但有些情況是不可能預先得知的，複雜的病情就像行蹤不明的敵軍，當手術刀劃下去時，就得準備隨時和疾病戰鬥。傷口突然出血就像敵軍的突襲，重要器官、神經血管就像埋藏在手術傷口附近的地雷。手術就是在與敵軍纏鬥，同時又必須要避開這些地雷，越是困難的手術，突發狀況就越多，千鈞一髮，瞬息萬變，醫師遇到緊急情況時也常是膽戰心驚，冷汗直流。有時候需在極倉促之間下很重要的決定，這決定往往只有一次機會，手術的成敗如戰爭的輸贏常常就是生死一線間。手術醫師肩上承擔著病患的健康與幸福，甚至生命的存亡，此壓力之大不難想像，因此，外科醫師的職業生涯與壽命常常比其他的行業都來的要短。其實，醫師們誰不希望病患早日康復？當你看到一個披頭散髮，滿臉蒼白浮腫，躺在加護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病患，有一天在門診光鮮亮麗的出現，心中會有多麼的悸動，感慨生命的強韌與奧妙，也感激造物者的寬容與慈悲。遇到病患治療不如預期時，我們會心懷歉意，一再的檢討與思考該如何的改善；當病患久治不癒時，我們也會深感挫折與自責。面對生命的無常與善變，我們會感到自身的渺小。患者或家屬的傷慟，我們能感同身受，也深切的盼望不要發生這樣的結局。
為什麼民眾或社會對醫師們會有如神（但醫師怎麼會是神呢？）般的期待，以及幾近完美的要求，我們可以了解。面對生命，我們必須謙卑，再惡劣的社會現實也不應稍減我們濟世救人的熱忱，治療疾病挽回生命更是醫師不可推卸的責任。可是，理想歸理想，現實歸現實，有些問題不能一再逃避。大家都知道最近爆發五大皆空及外科醫師逃亡潮，大家都轉做醫美了。這些高風險的專科招不到住院醫師，讓很多優秀的年輕醫師們在面對分科的選擇時怯步了。因為沈重的工作壓力，緊張的生活，多不可知的醫療糾紛，甚至連主治醫師也不堪折騰而轉科了。當醫師們在暺精竭力的工作之後，即使沒有做錯事仍得面臨法律的制裁與巨額的賠償，這種日子能撐多久呢？我們能苛責他們是好逸惡勞或草莓族嗎？以前我們當學生時，外科是多麼的熱門，只有優秀的人才才能進入，曾幾何時，現在是門可羅雀，來者不拒，連最差的學生也不敢拒絕（拒絕就沒有了）。以前我們開刀時，手術台上至少有四名醫師，旁邊還圍了一圈人在看，現在常常連湊滿三名醫師上刀就捉襟見肘了，常常只有兩名。以前，值班醫師是隨叫隨到，負責盡職，現在是只要找到值班醫師就阿彌陀佛了。
如今我們的社會增加了這麼多判例，我想來年招住院醫師又會更困難了，就怕連現有的住院醫師也都嚇跑了。我們能夠要求自己對醫療工作的無怨無悔，但當沒有人願意當外科醫師的時候，誰來接棒呢？本來就高風險的外科，因醫療人力的短缺與素質的下降造成更高的風險，越高的風險更導至醫療人力的更短缺與素質的更下降，如此惡性循環伊於胡底？面臨五大皆空及外科的沒落，我們能不憂心嗎？能不好好的思考一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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